智能障碍、性/别歧视以及隔离式机构共谋下的集体性侵

日前,花莲县美仑启能发展中心爆出疑似男性主管对机构内女性智能障碍者性侵事件,引起外界震惊。历年来类似事情一再发生,究竟集中型机构式服务模式出了什幺问题?现行体制存有哪些疑虑?防範女性智能障碍者遭受性侵的同时,我们又该如何保障她们被剥夺的情慾空间与性健康权?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安全」的迷思:隔离式机构中女性智能障碍者的多重困境

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简称身权公约),第6条(身心障碍妇女)第15条(免于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处罚)、第16条(免于剥削、暴力与虐待)、第17条(保障人身完整性)、第19条(自立生活与融合社区)等,都强调女性障碍者的多重不利社会处境,其权利必须受到重视,包括免于因 「障碍」与「性别」遭受不当对待。被安置在机构的女性智能障碍者,不但须面对社会对「障碍」与「女性」的双重歧视,更面临「智障」一直以来被幼稚化对待的社会处境,进而被剥夺「选择住在哪里」、享有「与社区融合」的权利(身权公约第19条),导致智能障碍女性遭受到「隔离式机构」、「女性」、「智能障碍者」的多重歧视与社会排除。

住在机构的女性障碍者遭受「剥削、暴力与虐待」等议题,暴露教养院、封闭的机构式服务,容易引发权利侵害的情况。封闭式机构服务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歧视的隔离管理方式,不仅限制障碍者的居住权利,减少障碍者与社区互动、他人连结的机会,更让障碍者在遭遇性侵危机时,不易向外求援。再者,面对住民遭遇性侵害、猥亵或暴力事件时,机构容易优先考量组织存续利益,採取隐匿方式处理,牺牲住民权利,让障碍者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与伤害。因此,自1960年来先进国家就倡议以社区式服务取代机构式服务。

主流社会对智能障碍者常抱持幼稚化的想像­­——将智能障碍者视为「曚昧无知」的儿童,以至于当他们遭受性侵时,其表述或感受常遭受质疑,当事人需花更多心力说服,或透过「大人」代言,才能证明伤害的真实性。此外,智能障碍者成长过程常被告知「要乖」、「要听话」,导致他们处于不平等权力关係并遭遇不当对待时(如,机构管理者、教师),习惯选择顺从、隐忍与噤声而非挑战权威,使得其权益容易遭到轻忽与漠视。

机构内一再出现性侵事件,不该仅被简化为人为疏失,更是社会歧视与文化偏见对智能障碍女性造成的集体性侵。此种集中管理的团体机构服务模式,并非如大众想像的那般「安全」,社会集体对智能障碍者的隔离政策与障碍人权漠视,都成为类似危险事件的「沉默共谋者」。

智能障碍、性/别歧视以及隔离式机构共谋下的集体性侵 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集中管理的团体机构服务模式,并非如大众想像的那般「安全」。
对智能障碍女性的情慾偏见与性剥夺

社会大众对智能障碍女性常持有两种冲突、矛盾的情慾想像:一方面「去性化」将智能障碍女性视为「无性」的「慢飞天使」,即便她们已达法定年龄,却被认为只有小孩般薄弱心智,不懂得自我保护,需严加控管以避免遭受侵害。此想法强化社会以保护之名行禁止之实的家父长式歧视,让智能障碍者在「情慾真空」的环境下成长;然而,当智能障碍女性跟「性」挂勾,又会被「过度性化」成为媒体眼中失控的「淫虫」,或是「聪明巧诈」、熟谙利用生育窃取福利的「米虫」。甚至,她们经常被描述为有「危险」基因,不能孕育「正常」下一代,造成一家皆智障这种「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因此,智障女性被污名化为自私、失职的母亲,无法提供小孩应有的照顾,让子女身陷危险处境,进而合理化公权力对智能障碍母职的剥夺。

「去性化」与「过度性化」看似背道而驰的观点,实则都为同一种社会偏见服务:认为智能障碍女性有缺陷、不是「完整」、「健全」的女性,所以不应享有情慾自主权。换言之,我们期待智能障碍女性不要长大、只当「天真」、「纯洁」的天使,守护其童贞则是社会的共同责任,但当她们展现情慾、甚至成为母亲后,则摇身一变成为危险女性、须小心提防避免酿成悲剧。这种「守贞安全、情慾危险」的情感判準,进一步体现社会对智能障碍女性的性剥夺,认为她们不需要也不够格成为一个「正常」的女人。

更加讽刺的是,此种对智能障碍女性的情慾偏见,竟获得国家与医疗专业的认可。譬如,卫福部出版的家庭计画通讯上,便有「优生保健专家」主张智能障碍女性应行节育,其理由为:「家有智障儿女,对父母亲而言是很大的负担,父母的付出岂只加倍。随着智障儿女的成长,问题只会更多」,加上「智能障碍者本身就是悲剧人物,家庭与社会更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来照顾智能障碍者」,因此建议「当智能障碍者的能力已经达到不能保护自己身心健康的程度,当然没有理由让其怀孕」,形同剥夺其性自主与身体完整的权利(然而这样的观点实则违背CRPD第6、17条;详见:CRPD第三号一般性建议)。

这种政策取向预设的是生命「等量但不等值」,智能障碍女性不应享有生殖、延续下一代生命的权利。此种看似务实、公益取向的医疗化观点,事实上是深具歧视意涵的生命价值排序,将智能障碍女性(与下一代)视为国家沉重的负担、宣告其未来一点都不值得期待。

此外,我们发现教育也参与对智能障碍女性的情慾与性健康权的治理,当智能障碍女性被认为「无知」、不懂得自我保护,学不会也做不到情慾自主,导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就会以预防与围堵的观点来回应智能障碍者的情慾。虽然,教育现场已逐渐看见智能障碍者的性需求,但更强调灌输「正确」的性观念,以便及早发现、及早预防不当性行为,杜绝性侵害的发生。然而,「预防」角度除了幼稚化与病理化智能障碍者的情慾外,「恐性」与「忌性」更成为她们理解自身情慾的唯一逻辑。发生与「性」相关的事情,智能障碍女性很清楚知道这是「不可以」、「很危险」的,却很少被告知自己在性与情慾方面可以做甚幺?怎幺做?

智能障碍、性/别歧视以及隔离式机构共谋下的集体性侵 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智能障碍者清楚知道有些事情「不可以」,却很少被教育真正遇上该怎幺处理。

智能障碍女性的差异应该被正视,所遭受到的不当对待也不该被轻忽;然而,一再出现的机构内性侵事件,不该仅被简化成只要「严加保护」就好,而让「恐吓」、「禁止」成为回应智能障碍情慾的唯一方式,因为这等同于片面否决她们拥有亲密关係与情慾自主的能力,更合理化社会对这群弱势者的情慾偏见与国家的性治理。

如何找回智能障碍女性自主生活权利与情慾尊严

基于上述讨论,要打造智能障碍女性生活与情慾自主的空间,我们提出两点建议:

反思机构式服务模式

过往认为住在机构是「安全的」,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机构存在着管理与利益存续的议题,因此当危机发生时,往往选择隐密处理。再者,这种封闭的机构式服务,让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的关係呈现垂直的权力控制样态,而为了便于管理,机构倾向打造「顺服」的机构住民,而非成为智能障碍者能增能培力的场域。反观,有适当支持的社区式服务则不是封闭的场域,智能障碍者能接触到更多人、理解更多资讯、学习多元社会知能、并拥有更多的求助管道。不同于机构的垂直权力控制,社区式服务的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在与社区融合的开放场域,则较能发展出水平权力的关係。

当然,这不代表社区式服务不会发生性侵事件,但在这样的场景中即使发生憾事,我们能有更多机会知悉、处理与面对,不再需要倚赖侥倖或个人勇气,而是透过改善制度弥补缺失。因此,为预防女性智障者不再被性侵,台湾CRPD国际审查的结论性意见便明确建议:

    国家发展有规划期程之计画,逐步使住宿机构及其他规模之特定居住安排予以退场,以确保身心障碍者可选择居住地点、方式及同住者,并推广自立生活,包括适当增加各类社区型服务之经费。国家发展有规划期程之计画,提供身心障碍者适当支持,协助其居住并积极参与社区,避免隔离与孤立。

因此我们主张机构式服务逐渐转型为社区式服务,有其必要性,国家应确实落实社区式的支持系统并提出相关规划,包括社区相关权责人员,如警政、司法、学校等单位,且必须对智能障碍女性性暴力的特殊性有更正确、全面的理解,而非将她们简化为「典型」的受害者(再製社会对其「依赖、脆弱、需要被保护」的偏见),抑或只透过「正常」的行政程序处理智能障碍者的性侵,却忽略其陈述性侵时的困境,让最需要支持的族群,没有获得应有的协助,也让社会弱势成为缺失体制设计下的牺牲者。

培力智能障碍女性

过去,智能障碍者被认为是无性的「慢飞天使」,让智能障碍女性在情慾真空的教育体制下成长,剥夺智能障碍女性发展自身亲密关係的能力。相较于社会以保护之名、行幼稚化之实的家父长式教养,只採取预防性观点与恐吓性语言,警告智能障碍女性 「不可以」、「很危险」,认为情慾自主对智能障碍者而言「学不会」也「做不到」,我们主张培力取径的正义观,积极辨识出「没有教,但应该学」、「不足,但需要」的培力途径,让女性智能障碍者充分获得应有的支持与协助,发展自身情慾并享有与他人亲密连结的机会。这包括跳脱「恐性」、「忌性」的情感教育,回归身权公约(CRPD)的人权观点,肯认智能障碍女性有权利认识自己的身体、探索自身的情慾、拥有自己身体的完整性,最终目的在于培力智能障碍女性能够为自己发声。

我们建议第一线的工作者及专家学者,须看见智能障碍女性的主体经验,并向其经验知识学习,而非轻易替障碍者代言。这提醒我们在面对智能障碍女性情慾时,应允许更多沟通的时间与空间,而非便宜行事,很快就落入「对」或「错」的二元思维,从(已知的)偏见回答(陌生的)问题。我们也主张国家社会与教育体制,须落实智能障碍女性的性健康权,并积极提供资源、打造友善环境,让她们得以发展自身(潜在)的亲密关係能力,并拥有情慾自主的空间与生命应有的尊严。

停止多元共犯结构,正视去机构化运动

女性智能障碍者在机构被性侵的遭遇在过去很容易被当成个案予以处理,众声挞伐的舆论中,似乎大众更在乎找出罪魁祸首,却忽略性侵事件背后所存在的机构隔离式歧视;国家体制对障碍人权的漠视;以及社会文化对于智能障碍女性的性/别偏见,其实都是共犯。因此,我们希望能整理性侵事件背后的结构性议题,并突显女性智能障碍者被社会弱化、情慾污名化的问题。美国智能与发展障碍协会的会长Amy Hewitt曾说「机构」是关于态度、关于控制、关于缺乏选择、缺少尊重、缺少机会、缺乏人际关係和在社区之中却非社区的一部分,这是当前二十一世纪最需要的去机构化运动(AAIDD Presidential Address, 2014 Amy Hewitt)。因此,台湾也应该正视机构教养中的控制,以及社区、社会对障碍者,特别是女性智能障碍者的不信任、过度保护,缺少尊重。才能避免类似伤害事件一再发生!

(我们特别感谢郭惠瑜、纪大伟在书写过程,提出专业且具建设性的建议,让本文的论点更臻周全。唯作者自负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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